古代书院的文化穿越

2023-06-17 09:13:37来源：西安晚报

书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聚徒讲授、研究学问的场所，唐宋至明清时期为最盛。中国自宋朝以来就有“四大书院”一说，但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“四大”，说法不一。其中，“应天府书院、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嵩阳书院”四大书院之版本流传最广。

书院，是传播学识、探究学问的所在，既是名流学者讲经论道的场所，又是文人墨客神往的去处。在那里，书声琅琅，墨香阵阵，流淌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中，书院起承转合、自由流畅地衔接着各种文化流派，成为时代文化的有效载体和价值符号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应天书院起源之早、规模之大、持续之久、人才之多，居古代各大书院之首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宋朝兴学，始于商丘”“自五代以来，天下学校废，兴学自殊（晏殊）始”。应天书院的前身，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。北宋政权开科取士，应天书院出类拔萃，百余名学子科举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。l009年，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“应天府书院”。l043年，宋仁宗又将“应天府书院”改为“南京国子监”，自此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。而后，该书院在应天知府、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倡导支持下，得到了壮大发展。学子们“不远千里”而至，“远近学者皆归之”，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应晏殊之邀在此任教，其显盛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在该书院，范仲淹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“道统”的书院教育宗旨，并以此确立了培养“‘以天下为己任’之士大夫”新型人才的培育模式，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、书院学风朝“经世致用”方面的转变。因范仲淹对应天书院的突出贡献，后人立有《范文正公讲院碑记》。

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，是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，门庭前悬挂有一楹联，曰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。这块令人骄傲的文化招牌，可谓实至名归，这座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数不胜数，像陶澍、魏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郭嵩焘、唐才常、沈荩、杨昌济、程潜等等，都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。

岳麓书院人才辈出，经久不衰，绝非偶然。无论立院之根、处世之本，还是讲学之道、育人之术，都有它的高超和神奇之处。该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，始于唐时周敦颐先生的主张。他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，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，从人性、物性中寻求万物的共性；二是重践履，倡经世务实学风，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；三是不偏一说，主张融汇众家之长。正因如此，岳麓书院拥有健康茁壮、枝繁叶茂的文化根系，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。

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，因坐落嵩山之阳而得名。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（公元484年），隋唐时名嵩阳观，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，宋代赐名太室书院，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。北宋景祐二年（公元1035年）改名嵩阳书院。南宋时嵩阳书院因战乱废损，直到清康熙年间重建。嵩阳书院建筑物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，古朴大方，雅致不俗，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，其地域分布较为广阔。

在学识传播上，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。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、程颐在此聚众讲学，使书院名声大振。北宋名儒司马光、范仲淹、韩维、李刚、朱熹、吕晦等也曾受邀在此讲学。嵩阳书院因此成为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。

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唐代。最盛时，有360余座建筑，屡经兴废，今尚存礼圣殿、御书阁、朱子祠等。书院内，大小院落，交叉有序；亭台楼阁，古朴典雅；佳花名木，姿态各异；碑额诗联，比比皆是。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、求索问道、赋诗作联、舞文弄墨的特色。院内“慎思园”两侧碑廊，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，现仍存一百余块。有朱熹所书“白鹿洞学规”及历次修建铭记，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，内容极为丰富。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《游白鹿洞歌》，书体如龙飞凤舞，跃然壁上。

相传，唐贞元年间，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，养一白鹿自娱。此鹿通人性，常跟随左右，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、纸、笔、墨等如数购回，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，其所居为白鹿洞。后李渤任江州刺史，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。到南唐升元中，在此办起学校，称“庐山国学”。宋代理学家、教育家朱熹为南康（今星子县）郡守时，重建院宇，在此亲自讲学，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《白鹿洞书院教条》（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）。该条规不但体现了朱熹以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，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书院办学的样式。朱熹的教育思想，吸引了许多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此讲学，白鹿洞书院因之名声大振，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“讲学式”书院的楷模，为当时顺沿不衰的文化中心之一。

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（公元1111年）的东林书院，亦名龟山书院，位于江苏无锡。当时北宋理学家程颢、程颐之嫡传高弟、知名学者杨时（号龟山）长期讲学于此。

因战祸、动乱等原因，该书院也一度荒芜废置。直到公元1604年，东林人氏、明朝学者顾宪成等人重新修复该书院，并在此聚众讲学，倡导“读书、讲学、爱国”精神，引起全国学者的认同和响应，顾宪成撰写的名联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更是家喻户晓，成为许多学人、志士的共同心声和座右铭。当时的东林书院，每年一大会，每月一小会，会各三日。愿赴者至，不必遍启。每会推一人为主，说“四书”一章。此外，有问则问，有商量则商量。凡在会中，各虚怀以听。在讲习之余，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，指陈时弊，锐意图新；主张志在世道，躬行实践，反对空发议论，脱离实际。因此倾动朝野，海内一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仰慕应和，闻风响附，皆以东林为归。一时间，东林书院成为江南人文荟萃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。

明末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名，东林书院又因东林党人而蜚声海内外。在明末数十年间，东林书院的学人，在历史变革的潮头，以“冷风热血，洗涤乾坤”。他们反对皇室、宦官、勋戚、权臣的倒行逆施、巧取豪夺，坚决要求实行开明政治，破格选用治国之干才，主张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，限制勋贵们的土地兼并，反对税使、矿盐的苛重剥削与压迫。他们为之前仆后继，慷慨赴义，与擅权误国的阉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，在中华民族史上，写下了正义与邪恶、革新与腐败决战的可歌可泣的一页。为此，东林书院成为东林党人心目中的圣地，士子们以“躬登丽泽之堂，入依庸之室”为荣。

中国古代书院的繁荣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时代需求的。那个时候，书院的存在，足以让社会贤达在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中，找到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。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，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与鼓励，书院既理性地认可着现实统治，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自由和学术方向。通过研习经史子集，通晓时务物理，讲求道德规范，激发人性中的真、善、美。正如朱子所说“君子有教，则人皆可以复于善”或“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。”可以说，古代书院，门户开放，有教无类，不受地域限制，营造出难得的学术氛围。为此，统治者对书院多有褒奖，学者也拥有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学术平台。

古代书院多建于山林名胜所在地，是受了佛教“僻世遁俗、潜心修行”的影响。书院选择的环境，常常是山环水合，或泉清石秀，或古树参天，或茂林修竹……可谓“无市井之喧，有泉石之胜。”如此僻静优美、清邃秀丽的去处，自是最宜于学业传授和学术研究的。同时，古代书院建筑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，表现为严谨朴素不奢华，含蓄内敛有层次，色调淡雅而丰富，具有不可忽视的人文魅力。

古代书院，不持门户之见，不死守师从学说，广泛开展学术论辩。正是在一论一辩之间，思维才有了突破口，社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。如岳麓书院的“会讲”制度，让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论辩，平等交流，旁听的学生聆听着大师们精妙的语言，体验“思辩”的乐趣，探求人性的秘密，该是多么美妙、多么快乐的事情啊。再如嵩阳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，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，所谓“读书始读，未知有疑，其次则渐渐有疑，中则节节是疑。疑渐渐解，以致融会贯通，都无所疑，方始是学。”与此同时，采用“问难论辩”式教学，启发学生的思辩能力。时至今日，所有这些，不啻为值得提倡的教育教学方式。

可以说，中国古代书院文化是极有分量并且耐人寻味的，正是这些耐人寻味的书院文化，才让中国古代书院有了继往开来、溯古通今、荡气回肠的文化穿越意味。然而，中国古代书院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必然会有糟粕和腐朽之处，因此我们理应辩证、客观地对待之——即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。